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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三百年:儒释道大熔炉
发布日期:2022-08-14 08:49    点击次数:106

在得到一位道士朋友给予的神秘图画后,宋朝文艺大咖周敦颐喜出望外,经过一番改造设计,他拿出了一幅后来被称为“太极图”的神秘图案。

在为此写作的《太极图说》中,周敦颐写道:

“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,动极而静;静而生阴,静极复动……故曰:立天之道曰阴与阳;立地之道曰柔与刚;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”

生于公元1017年的周敦颐,恰逢中国道教的高光时刻,他出生前九年(1008年),宋真宗命人伪造“天书”进献“祥瑞”,开启了此后长达15年之久的“天书政治”(1008-1022年),恰逢出生在这种时代氛围,道士们横行帝国,在君王的热宠下“争奏祥瑞,竞献赞颂”,这使得周敦颐受到了深刻的感染,所以,研读《易经》是他终生不渝的爱好:

双双瓦雀行书案,点点杨花入砚池。间坐小窗读周易,不知春去几多时。

作为中国国内土生土长的宗教,道教自从东汉末年兴起后,发展一度落后于佛教,但进入唐朝后,由于李唐皇室尊奉太上老君老子李聃为远祖,在皇权的自我神化和有意扶持下,道家的地位扶摇直上,成为君王的座上嘉宾。

经历五代十国的动荡后,北宋建立后始终无法攻取幽云十六州,相反到了宋真宗期间,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大军甚至频繁南下,1005年,在兵临城下的辽军威逼下,北宋与辽国达成了澶渊之盟,无意中开启了宋辽两国此后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。

但宋真宗总觉得屈辱,于是,在自我麻醉和沉醉中,他开始命人伪造各种谶纬和祥瑞,试图营造太平盛世的氛围。而作为帝国的笔杆子,本来就对老庄哲学抱有好感的儒生们纷起研究,于是,在宋真宗时代出生、在宋仁宗时代成长的周敦颐,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,他没有意识到他作为儒家的代表,即将与道家产生出怎样剧烈的碰撞,而那幅经周敦颐之手改造设计、看似简单、却奥妙无穷的太极图,即将深刻地影响此后1000年的中国和东亚文化圈。 

▲太极图在宋代经由周敦颐的改进,是儒道结合的果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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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好友周敦颐贯通儒道两家的研究,宋仁宗嘉祐五年(1060年),王安石在开封城中,与周敦颐进行了一番探讨,但比周敦颐小4岁的王安石,显然更倾向于佛家禅宗的妙理。

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当时尽管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仍然在位,但由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新政已然风雨飘摇,不得不离职去位的王安石,开始了与禅宗的日益亲近。

有一次,在与禅师慧泉谈话时,王安石问起“拈花一笑”的原始典故由来,慧泉禅师也不知出处,这时王安石回忆说,我当初在翰林院时,曾经偶然见到一本珍藏在皇宫的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,里面记载了“拈花一笑”的详细故事,莫非这就是原始出处?

拈花一笑,说的是有一次佛祖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上说法,大梵天王率众人将一朵金婆罗花献给了佛祖,佛祖拈花示众,众佛全都默然不解含义,此时,只有摩诃迦叶尊者破颜微然一笑。

于是释迦牟尼当众宣布说,我有一部超脱生死轮回的奥妙心法,能够摆脱一切虚假表相修成正果,其中妙处难以言说,我将不立文字,以心传心,于教外别传一宗,授予摩诃迦叶。

然后,释迦牟尼将自己平常所用的衣钵传给了摩诃迦叶,这就是“拈花一笑”之后,“衣钵真传”的典故由来。

那时,在政治失意之后,王安石退隐山林,“筑草堂于半山,引八功德水,作小港”,时时以问禅论道安抚内心,在《渔家傲·隔岸桃花红未半》中他哀叹说:“惆怅武陵人不管,清梦断”。

在无限失意中,禅宗给了他极大的心灵慰藉,王安石同时代的前辈张方平(1007-1091年)对此总结说,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“儒门淡泊,收拾不住,皆归释氏。”

释氏,指的是由佛祖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,再细化来说,是由唐代的禅宗六祖慧能将佛教中国化后,所演绎出来的禅宗。

眼见变法大业陨落,王安石后来在《南公子》中写道:

嗟见世间人,但有纤毫即是尘。不住旧时无相貌,沉沦。只是从来认识神。作么有疏亲,我自降魔转法轮。不是摄心除妄想,求真。幻化空身即法身。

从来倡导积极入世的儒家和知识分子们,以王安石为代表,面对北宋孱弱的国势和改革受挫的困顿,开始了与禅宗日益深入的交流。

对此,现当代美学家、哲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说:

“禅是动中的极静,也是静中的极动,寂而常照,照而常寂,动静不二,直探生命的本原。”

尽管儒家倡导积极主动,但现实却总有困顿,这就使得关注自我、关注心性的禅宗极大地触动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灵,对于儒家来说,孔子所倡导的关注当下和现实,存在着几个系统性的缺陷:

首先是对于死亡的关注,孔子倡导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,主动积极入世,但这却使得儒家的思想体系中,从一开始就缺乏对于死亡,和生与死的系统性思考,这就使得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,构筑了宏观生死体系的佛教开始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视野。

而佛教从初唐开始的中国化,以及随后禅宗的诞生,使得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,都开始向佛教寻求哲学系统的知识补充,于是,儒释道从中唐时期开始,即将开始暗流涌动的碰撞与融合,而这种儒释道融合的真正实现,将在宋代有赖于一众思想大咖的不断探讨碰撞,才得以磨合前行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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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宋代党争的残酷,使得儒家士大夫例如王安石,纷纷向禅宗寻求皈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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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王安石的政治死对头,司马光早在年轻的时候,就注意到了当时禅宗在士大夫群体中的流行,在《戏呈尧夫》中,他如此描绘同时代人对于佛法禅宗的热衷:

近来朝野客,无座不谈禅。顾我何为者,逢人独懵然。羡君诗即好,说佛众谁先。只恐前身是,东都白乐天。

对于当时朝野上下对于禅宗的热衷和痴迷,经常听得一头雾水的司马光很是懵圈,于是,懵懂中他认为,最早开始将禅宗融入诗文的,恐怕是唐代的白居易(白乐天)。曾经写下“闲心对定水,清净两无尘”的白居易,晚年信奉佛教,写下了诸多禅诗。

而从安史之乱以后,以道教治身、佛教治心,是唐宋两代知识分子们越来越流行的趋向,对于他们来说,禅宗对于内心、自我和心性的关照,触及到了儒家未曾观照的深刻领域,于是,治世的儒学日益冷落,而治心的佛学却日益崛起。

对此,苏东坡颇有感悟。

由于反对王安石新政变法中出现的弊端,被作为变法党人政敌的苏轼,在本应仕途大好的年纪却屡遭贬谪,最远甚至被贬黜到了海南儋州,而在43岁那年(1079年)的乌台诗案中,苏轼更是被逮捕下狱达103天,险遭杀身之祸,幸亏当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求救说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?”苏轼这才免于一死。

在生命垂危的边缘,这位不世出的才子开始与佛道产生心灵的碰撞,他后来给自己取号铁冠道人,又用佛家术语自称为东坡居士。

熊猫鱼 255); letter-spacing: 1px;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overflow-wrap: break-word;">在乌台诗案幸免于难后,苏轼被贬为黄州(今湖北黄冈)团练副使,党争的无情、政治的残酷,使得他在《临江仙》中自我慨叹:

夜饮东坡醒复醉,归来仿佛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鸣。敲门都不应,倚杖听江声。长恨此身非我有,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縠纹平。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

在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,开始研究佛学后,他在《定风波》中阐述内心的宁静:

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。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后来,苏东坡途经江宁(南京),拜访了退居归隐在此的王安石,尽管对于变法政见不一,但两个人却相见尽欢,在后来送别苏轼后,王安石曾经失落地说:

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如此人物!”

苏轼这种豁达的生命观,除了生性自然,还与他交游禅师有相当渊源。就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黜江南时,苏轼就曾经说:“吴越多名僧,与予善者常十九”,意思是说,当时吴越地区的名僧,十居其九与他关系融洽,在禅门僧人前,他又恢复成了那位生性乐天的东坡居士。

有一次,他写了一首礼赞佛陀的诗送给禅师佛印:

稽首天中天,毫光照大千。八风吹不动,端坐紫金莲。

诗中的“八风”,指的是:利,衰,毁,誉,称,讥,苦,乐。

写完东坡感觉甚好,于是让书僮将诗送给佛印赏析,没想到佛印却在诗歌上批了两个字“放屁”,让书僮带了回来。

东坡大怒,想着好你个和尚,竟然说我写的诗是“放屁”,于是他坐船渡河,来到山寺中找佛印禅师理论,没想到到了佛印的僧室外面,却只见贴了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

八风吹不动,一屁过江来。

意思是说,既然“八风吹不动”,无视“利,衰,毁,誉,称,讥,苦,乐”,又为何会被一句“放屁”气得渡江而来呢?

这正是禅的魅力,在儒家治世的现实主义之外,关注心性的禅宗,有时直抵内心,拨动了大宋帝国无数苦读诗书经典的士子之心,以致天才如苏轼,也将拜倒在佛门之下。

后来,在临死之前,看透一生风雨起伏的苏轼在总结中,将他被贬黜居住过的黄州(今湖北黄冈)、惠州(今广东惠州)和儋州(今海南儋州),作为对他后半生心路历程的总结:
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自嘲总结说:

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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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剧照:苏东坡与佛印禅师的交往,是儒家与禅宗在宋代深度融合的写照。

3

在被贬黜二十多年后,一直到1100年宋徽宗赵佶即位,苏轼才被大赦允许返回朝中。

从海南北归开封途中,耗尽了一生心力的苏轼,最终病逝于中途的常州,享年65岁。

此时,琴棋书画无所不能,艺术才华横溢,“诸事皆能,独不能为君”的宋徽宗,也跟他的先祖宋真宗一样,喜欢装神弄鬼、迷恋道教,为了衬托自己的不凡,他甚至自封为“教主道君皇帝”,私底下,他很喜欢穿着道袍,与臣子们一起舞文弄墨、品茶弹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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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传为宋徽宗所绘的《听琴图》(局部),宋徽宗将自己身着道袍、临风抚琴的样子描绘了下来。

对于宋徽宗来说,北宋作为文治帝国,权力的运行逻辑是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这就使得皇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约,为了获取更高的权威以震慑儒林和知识分子、抗衡官僚集团,因此宋徽宗从内心深处,或许也试图通过对道教的扶持,和对自诩为“教主道君皇帝”的自我加持,来形成面对儒家和士大夫群体的更高权威,从而为自己统治北宋帝国塑造神化的光圈。

为了扶持道教,宋徽宗甚至在即位的第八年(1107年)宣布打压佛教,下诏宣布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上;到了大观四年(1110年),宋徽宗又下诏严禁士庶拜僧,后面还要求将佛教中诋毁道教和儒家的书籍全部焚毁;到了宣和元年(1119年),宋徽宗甚至命令将佛教纳入道教,并将佛陀贬称为大觉金仙。

在朝野上下的非议下,到了宣和二年(1120),宋徽宗无奈宣布恢复各个寺院,由此可见尽管有最高权力的加持和打压,但佛教此时已在朝野内外根基深厚,中国历史在经历此前三武一宗灭佛(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,北周武帝宇文邕,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主持的灭佛运动)之后,佛教此时的地位已难以撼动。

因为此时的佛教,已经成了普通百姓和儒家士大夫的共同信仰,其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思想层面,对于中国社会的渗透力度都远超从前。

只是宋徽宗仍然痴迷道教,就在1126年金兵攻破开封城前,宋徽宗甚至异想天开地想让道教第30代天师张继先从江西龙虎山来东京城(开封)帮他抵御金兵,张继先自然不会腾云驾雾,眼见左盼右盼不来,金兵攻势却越发凶猛,宋徽宗又想出歪招,让道士郭京施法,试图以“六甲神法”破敌,最终骗子郭京仓皇逃遁,开封城破,到了1127年,金兵将俘虏的宋徽宗、宋钦宗以及皇室宗亲、王公大臣、技艺工匠、百姓男女等共10万余人押解北上,北宋灭亡,是为“靖康之变”。

后来,在被金兵掳掠北上途中,宋徽宗曾经在《眼儿媚》中回忆旧日的帝王生活和东京城(开封)的往昔繁华:

玉京曾忆旧繁华。万里帝王家。琼林玉殿,朝喧弦管,暮列笙琶。花城人去今萧索,春梦绕胡沙。家山何处,忍听羌笛,吹彻梅花。  

4

尽管在民间和士大夫群体中越发深入流行,但北宋皇权和李唐王朝一样,对于佛教的冷落,也使得佛教僧众必须为自己在现世的生存做出妥协。

佛教东传进入中国时,僧人主张“沙门不敬王者”,试图抗衡皇权,但在李唐王朝的打压下,佛教僧众开始认识现实,最明显的例子,就是法琳和尚起初在李世民面前骄傲自信,后来被李世民打入死牢后,立刻低头认错改称李世民为观世音菩萨。

到了宋徽宗初期,佛教僧众的身段也不断放低,宋徽宗崇宁二年(1103年),佛教的《禅苑清规》就提出了“皇帝万岁,臣统千秋,天下太平”的口号,而在寺院住持的上香祝辞中,首先是要遥祝皇帝“圣寿无穷”,然后是祈愿地方官员“常居禄位”,最后才是感谢佛祖“法乳之恩”。

而经历晚唐唐武宗灭佛,和五代十国后周世宗灭佛的相继打击,佛教僧众也开始了自我革新,一方面是在经济上主张僧众也要耕作劳力,以为国家减轻负担;二是在意识层面开始向皇权靠拢、寻求政治庇护;三是与儒家士大夫积极接触,从而加速了儒释两家的融合。

如果说宋代佛教的这种表现,是基于政治的高压和现实压迫的话,在主动层面,面对两宋之际帝国危亡的境遇,当时的禅宗领袖宗杲,则主动提出了基于爱国主义的“忠义心”,认为只有秉持“忠义心”,僧众才能成佛拥有“菩提心”。

宗杲说:“予虽学佛者,然爱君忧国之心,与忠义士大夫等。但力所不能,而年运往矣。”

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底(1142年初),抗金名将岳飞遇害于杭州,当时,作为宋高宗和秦桧联手炮制的冤案,南宋上下除了韩世忠外,无人敢多言一句,就在此时,作为当时杭州径山寺主持的宗杲禅师挺身而出,不顾性命安危,激烈上书为岳飞鸣冤。

最终,宗杲被以“非议朝政”的罪名剥夺僧籍,并充军湖南衡阳。

宗杲被判决发配充军的消息传出后,当他被监押出发之时,杭州城内外,竟然涌来了一万多人为他送行,许多弟子甚至心甘情愿陪护他,从杭州步行到了衡阳充军。

宗杲被发配到衡阳整整十年,秦桧后来觉得还不解气,又将宗杲发配到了更加偏远的广东梅州充军,没想到弟子们又收拾行李,陪护着宗杲步行到了广东梅州。

在梅州充军整整四年后,1155年,秦桧病逝,宗杲最终才被赦免允许北返,一直到三年后的1158年,宗杲终于重返杭州径山寺,弟子们听到消息后,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护持道场,场面非常感人,后来继位的宋孝宗听说后,特地赐予宗杲“大慧”的法号,宗杲因此也被称为大慧宗杲禅师。

回到杭州八年后(1163年),宗杲去世。抗金名将张浚特为其撰文写道:“师(宗杲)虽为方外士,而义笃君亲。每及时事,爱君忧时,见之词气。”

至此,禅宗僧众也以身体力行和不屈不挠的意志,赢得了天下的敬重,在当时人看来,佛教的僧众们有的已不再仅仅是出家人,而是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、共命运的思想者和践行者。在家国面前,儒释至此已浑然一体,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激荡出时代的铿锵之声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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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大慧宗杲禅师画像(1107-1163年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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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经从中唐到北宋的激荡交融,南宋建立后,禅宗也开始了与儒家的深刻交融。

作为“陆王心学”的开创者,一生都在讲学中度过的陆九渊,提出了“四方上下曰宇,古往今来曰宙。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便是宇宙”的心学理念,对此,作为陆九渊的辩论对手,宋明理学的另外一位大师朱熹曾经评论说,陆九渊的理论“本是禅学,欲以吾儒说话遮掩。”

朱熹和陆九渊在学术上各有观点,概括来说,陆九渊主张主观唯心主义,朱熹则主张客观唯心主义,为了弥合这种裂痕,南宋孝宗淳熙二年(1175年),于是由陆九渊的科举恩师吕祖谦出面,约会朱熹和陆九渊双方在信州(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)鹅湖寺进行辩论,在这场光耀千古的理学辩论中,理学大师朱熹、陆九渊、陆九龄等人在鹅湖寺进行了长达十日的辩论,尽管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,但却使朱、陆等人加深了相互理解。

鹅湖之会后,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州,在任内朱熹修复了治内的白鹿洞书院,并坚持邀请陆九渊到此讲学,当听到陆九渊讲述《论语》中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一章时,朱熹非常感动,他说:“我应当和学生们一同恪守,不忘陆先生的训诫(熹当与诸生共守, 以无忘陆先生之训)。”

后来,朱熹还请陆九渊把他在白鹿洞书院的讲词写了下来,这就是著名的《白鹿洞书院讲义》,朱熹还为讲义亲自作跋。

作为两位都将禅宗融合到自己思想当中的理学大师,朱熹与陆九渊尽管终其一生都无法说服彼此,但却真正做到了求同存异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,这也使得朱、陆二人的友谊,被称为中国儒释道融合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。

对于两宋的儒家士大夫来说,儒家从东汉末年以来,经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衰落数百年,尽管有中唐的韩愈试图振兴儒家,但是儒家真正的复兴,却是在两宋时期。

也是在两宋时期,未能建立生死体系、回答宇宙本源等核心问题的儒家,最终在吸收融合佛道义理的基础上,获得了如何观照自我等更加广阔的生命内涵。

鹅湖之会,正是儒家如何在南宋奋起,主动融合学习的真实写照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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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朱熹(左)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,本质上是儒家与禅宗的深度融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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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南宋,在整个宋辽金元思想史中并不突出的道教,则在靖康之变后北方的乱世中,迎来了全新的探索。

就在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前16年(1159年),出生于北宋末年、成长于金国时期的王重阳决定离家出走,为了悟道,他甚至自己修建墓穴,自称“活死人墓”,并在墓穴中居住两年进行参悟,随后,王重阳从陕西前往山东传道,并先后收下了马丹阳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丘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、孙不二等七大弟子,这也就是后来武侠小说传说中的“王真人”和“全真七子”。

当时,王重阳在开创道教全真道的过程中,主张儒、释、道三教平等,提出“三教从来一祖风”的和谐学说,在教义上,全真道内以修习道家的《道德经》为主,另兼修习儒家的《孝经》和佛家的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,可以说是典型的三教合一。

尽管王重阳在创立全真道仅仅11年后(1170年)就去世,但在乱世之中创立的全真道,却在儒释道融合中,爆发出了超强的生命力。

王重阳去世50年后,金宣宗兴定四年(1220年),王重阳座下弟子、长春子丘处机有鉴于蒙古人四处杀戮,于是毅然率领门人尹志平等18名弟子从山东昊天观出发,西行前往寻找成吉思汗,试图说服成吉思汗“去暴止杀”。

丘处机出发西行时年已73岁,这位当时年过古稀的老人,最终历时三年,行程三万五千里,最终在金宣宗兴定六年(1222年),来到位处今天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八鲁湾行宫,见到了成吉思汗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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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剧照:丘处机率领众弟子西行弘道。

成吉思汗刚一见到当时年已75岁的丘处机,就直接问说,真人远道而来,是不是有长生药要给我?

没想到丘处机的回答却是:“有卫生之道,无长生之药。”

随后几个月里,丘处机先后与成吉思汗进行了12次谈话,丘处机在谈话中力劝成吉思汗停止杀戮,“拳拳以止杀为劝”,并劝诫成吉思汗要清心寡欲,积善修福,这样才能延年益寿。

或许是心有感悟,一生征战杀伐不停的成吉思汗,对于丘处机蕴含儒释道三家义理的说教,竟然并不排斥。对于这次在兴都库什山下的雪山论道,后来,作为参与会谈的当事人,成吉思汗的智囊耶律楚材,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对话写成了《玄风庆会录》,而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则写下了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,来记载丘处机的这次西行征途。

或许,这场行程三万五千里的西行征途,本身就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全真道,一次意义非凡的远征。

那时,中华文明仍在激烈、冲突与涅槃之中,寻觅着未来的方向。

参考文献:

杜继文、魏道儒:《中国禅宗通史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

杜继文:《佛教史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

孙昌武:《禅宗十五讲》,中华书局2016年

许纪霖:《脉动中国: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》,2021年

卿希泰、唐大潮:《道教史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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