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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劫机来中国避难,他被关押6年释放后,发现祖国已不复存在
发布日期:2022-08-14 13:13    点击次数:82

1985年12月19日下午14点左右,一架苏联飞机闯入我国黑龙江省领空,整个防空系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,两架歼-6战机腾空而起,向发现苏联飞机的我国空域飞去。

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,中苏关系当时处于低谷阶段,苏联飞机闯入我国领空,意欲何为?

防空系统很快就发现,这是一架民航客机,我歼-6战斗机飞行员升空后,识别出对方是一架安-24小型螺旋桨民航客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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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基本排除了对方武装入侵的可能性,但我方飞行员还是保持高度戒备,紧紧跟随。不一会,安-24发出信号,请求在我东北某机场降落,我方经请示有关部门后,予以拒绝。

因为当时的两国关系难言友好,另外谁也不敢保证,这架飞机上坐的是什么人,一旦他们携带武器、图谋不轨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外事无小事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我方的决定无可厚非。

14点30分,安-24突然迫降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农场的一块平坦、狭长的麦茬地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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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安-24是架小型飞机,加上地面被严冬冻得很硬实,从平整度和硬度上来说倒也符合降落条件,飞机在滑行了不到400米后,停住了。

飞机降落后,当地的驻军官兵和公安干警随即赶到,将飞机团团包围。

十分钟后,一名飞行员高举双手走下飞机,打着手势对驻军负责人说:

“飞机是我劫持过来的,我要来中国避难。”

通常情况下,劫持飞机的动机不外乎有以下几种:

一是恐怖或激进分子,想通过劫机释放被关押的同伙,有政治诉求;二是动机不良分子,想通过劫机到敌对国家或地区享受生活;还有就是想敲诈航空公司或航空公司所在国家一笔巨款,以供自己享受。

这位苏联飞行员大概能归类到第二种情况,他劫机的动机是出于对领导的不满。

我当地驻军通过翻译得知,劫机者名叫阿里穆拉多夫·沙米利·哈吉-奥格雷,1952年出生于苏联阿塞拜疆巴库市,出身于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——列兹金族。

1970年,阿里穆拉多夫进入到萨索夫飞行学校学习,两年后毕业,被分配在阿塞拜疆民航局下属的飞行大队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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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,阿里穆拉多夫成为安-24飞机驾驶员,由于他业务能力强,工作踏踏实实,表现突出,四年后获得“工程师—飞行员” 证。

三十而立那一年,阿里穆拉多夫认识了心爱的姑娘冬妮娅,对方是一名舞蹈教师,貌美如花,落落大方。阿里穆拉多夫对她一见钟情,立马狂追,冬妮娅也对这个才华横溢的飞行员情有独钟,于是两人陷入热恋,不久后走入婚姻殿堂。

结婚不到一年,妻子对阿里穆拉多夫逐渐冷漠,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

经过一段时间观察,阿里穆拉多夫无奈发现,妻子红杏出墙了,更难过的是,那个插足自己家庭的“第三者”,竟然就是自己的上司伊万诺夫。

上司是苏共党员、领导干部,整天开会教育同事们要讲道德,自己怎么可以不讲武德,破坏下属的婚姻?阿里穆拉多夫很是苦恼,有些想不通。

郁闷之下,阿里穆拉多夫尝试着整理上司的“黑材料”,不久后,一封举报伊万诺夫贪污和腐化的信件寄到了上级有关部门。

信件寄出后,阿里穆拉多夫满怀希望开始等待,他相信伊万诺夫的好日子不多了,上级肯定会将这样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去。

等啊等,几天过去了,他不但没有等来伊万诺夫被免职的消息,反而等来了上司对他的打击报复。

伊万诺夫公然对他说:“你不是要告我吗?举报信第二天就到我手上了。结果怎么样,我还是我。小样儿,不服?继续告呀。”

后来的事可想而知,伊万诺夫天天发起降维打击,给他穿小鞋,还把他当成精神分裂症患者送到精神病医院,进行了为期两年的“治疗”。阿里穆拉多夫毫无反手之力,直到伊万诺夫调任之后,阿里穆拉多夫才恢复工作,当了副驾驶员。

但就在此时,妻子决然提出要跟他离婚。

这时的阿里穆拉多夫,心中万念俱灰,他觉得以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之大,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,不如利用自己的职业便利,到国外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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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苏联亲近的东欧或蒙古、朝鲜,肯定是没法去,去了也会被逮回来,阿里穆拉多夫不想挑战这种“一日游”的经历。

当时中苏关系并非友好,苏联内部的宣传机器整天挑东方巨龙的毛病。阿里穆拉多夫辩证地想:苏联本身就是违法者的“天堂”,它宣传的东西就只能反着看,慕思手机客户端登录他们说中国不好,那我偏要到中国去。

阿里穆拉多夫产生了去往中国“避难”的想法,并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,在一次正常飞行中,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利器,逼迫驾驶员改变航向,飞往中国。

得知这名苏联飞行员的劫机目的后,我当地驻军犯了难,他们没有处置权限,就向上级火速汇报。

当时中苏关系处于微妙时期,对待这种紧急情况只能谨慎处理,几个部门磋商后,重任就落在了外交部身上。

当日子夜,外交部的一位副司长紧急出发,之所以如此迅速,是因为当时正是寒冬腊月,黑龙江气温达到了零下几十度,这架飞机迫降之后,机上的38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出于谨慎,也可能有一些对东道主的不信任感,待在飞机上,不想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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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要是将他们冻出个好歹来,将会影响我们的国际声誉,带来不必要的外交纠纷。

副司长从北京出发的时候,公安部以及民航局的负责人早已先期达到,机场上一架军用运输机已经启动,其他部门的同志一同登机,紧急飞往哈尔滨。

此时,黑龙江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王耀臣带队的工作组,正在现场对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苦口婆心地劝说。

两个曾经亲如兄弟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关系恶化,相互指责和批判已有20多个年头,“积怨”太深,导致“谈判”很难一下子进入到推心置腹的友好模式。  

这些苏联公民得知飞机被劫持到中国后,本来心情高度紧张,不知道中国人将会如何处置自己,无不忐忑不安。

我方人员很贴心地给他们送上了棉被、食品和饮用水,对方犹豫片刻,接受了。因为安-24是小型飞机,此次航线是从雅库斯克飞伊尔库斯克,是苏联远东地区的短途支线,机上储存的食品和油料不足,我方此举属于雪中送炭,仁至义尽。

但是王耀臣劝他们下飞机到附近的农场招待所休息时,却遇到了麻烦,请了半天,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。

因为在他们看来,按照国际法,待在飞机上就形同于待在自己的国土上,没有人敢奈何他们,下了飞机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土,似乎就失去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,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半夜时分,随着飞机上燃油的不断消耗,温度开始降低,就这样,他们也忍住了,没挪窝。王耀臣见大家不愿意下飞机,只好将两台车辆开到飞机旁,开足暖气往飞机里“强行”送温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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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,问题一天不解决,你飞机肯定不能走,乘客滞留在飞机里属于自缚手脚,自己找不自在。

于是王耀臣再次走进机舱,用俄语向乘客向大家解释。他诚恳表示,我方会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,更重视你们的生命健康,只有配合我们,你们才能平安回家。

经过努力工作,乘客的情绪缓和下来,敌意慢慢降低。

凌晨5点之后,丰盛的食品到来了,面包、牛奶、当地的农场乳品厂专门加工的奶酪以及鱼罐头和肉罐头等,被送上了飞机。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,苏联乘客感受到了我方浓浓的暖意,不知不觉中缓和了情绪。  

到了中午9点多钟,副司长等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事发机场。在听取王耀臣同志的汇报后,副司长和大家进行讨论,商议下一步工作。

然后,副司长也登上了飞机,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,并重申对他们身体的关切:“这里太冷,条件也有限,把大家冻坏了,怎么回家啊?”

吃饱喝足的苏联乘客们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没有一个人带头下飞机,大家照样不为所动。

机长这时候来了一句:“我们在等我国的大使,听他的安排,在他来之前,你们说什么也没用。”

11点多钟,苏联大使馆人员乘坐的直升机降落,为首的是领事部主任格里山。

格里山一脸怒气,显然对劫机者非常不满,他见面之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见劫机者。

我方副司长不卑不亢地说:劫机者已经被我们安排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,他违反了我国法律,正在接受处理,你暂时不适合和他见面。”

格里山碰了个软钉子,神情有点尴尬,他悻悻地说:“那我和乘客见个面吧。”随即来到客舱,他没有安慰大家,而是先问责道:“谁是机长,这是怎么回事?”

言外之意是,你们真无能,让人把飞机劫持到中国,丢脸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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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长知道他是大使馆来的干部,立即耷拉下脑袋,准备乖乖听训。接着,格里山拉着机长往旷野走去,他们避开中方懂俄语的人,开始说起悄悄话,一说就是半个小时,没人知道他们聊了些啥。

谈话结束后,格里山仍然不许乘客下飞机,说要等大使馆下令。

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,眼看白天又要过去,夜晚即将来临,乘客又要面临严寒考验,意外随时都会发生。

两国外交部门其实也一直在保持联系,就有关事宜不停进行沟通,我驻苏大使馆李则望大使火速会见苏外交部官员,通报最新情况,提醒对方,应该配合我方,将机上人员送到齐齐哈尔的宾馆,否则对方人员身体健康出现问题,我们概不承担后果。

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(汉学家,贾丕才是中文名字,俄语名字是米哈伊尔·斯捷帕诺维奇·卡皮查)听说机上人员不愿下飞机到宾馆,表态说:“怎么可以这样呢,应该服从中方的安排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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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一放话,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

下午17点30分,我方派去11辆空调车来到了现场。

苏方人员不再执拗,而是积极配合转移行动,又是整理行李,又是暂时封存飞机,还拟定了交接文书。

不久,满载苏联人员的车队出发了。

不得不说苏联人的政治觉悟极高,组织纪律性也很强,在没有见到大使馆外交官之前,面对突发事件,他们坚持不下飞机,哪怕挨冻也不妥协,确实是表现出来了难得的“硬气”。

到达齐齐哈尔的接待宾馆后,已是深夜23点多钟。宾馆早就准备了两个楼面的客房,还准备了热水,让客人们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,然后美美吃了顿冒着热气的晚餐。

次日凌晨时分,苏联大使馆回电告知我方,决定派飞机到哈尔滨机场迎接乘客回国。

21日天刚蒙蒙亮,齐齐哈尔的地方官员就赶到了,他们给每位苏联乘客送了一件羽绒服。要知道当时的羽绒服在我国尚属奢侈品,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件,倒爷把羽绒服倒到莫斯科黑市上,更成为了苏联国内的紧俏商品、是纯粹的硬通货。

我方行事颇为周全,带来的羽绒服什么尺码、什么颜色的都很齐全,可以任君挑选。还向儿童发放了一些玩具和糖果,一时间对方的大人小孩都十分开心,惊喜连连,交口称赞,大有一种“你们早跟我们来这一套不就早下飞机了嘛”的感慨。

吃过丰盛的早餐,黑龙江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到苏联乘客下榻的宾馆,欢送他们离开齐齐哈尔。苏联客人依依不舍挥手告别,赶向哈尔滨机场,在那里,苏联人派去的一架图-134客机早已经落地等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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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5点40分,苏联飞机要起飞了,我方人员送到舷梯旁,向他们挥手致意。不少苏联乘客动情地流下热泪,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,用他们刚学会的中国话说:“谢谢!”“再见!”

飞机起飞后,格里山郑重地对我方官员说:“我代表大使馆,对中方当局表示衷心感谢!”

乘客离开了,劫机者后来怎么样了?

当时我国跟苏联关系没有正常化,两国也没有签署罪犯引渡条例,劫机者只能在中国接受审判。

劫机事件发生两个多月后的1986年3月4日,我国司法机关依据有关法律,判处劫机者阿里穆拉多夫有期徒刑八年。

判决书指出,阿里穆拉多夫劫持飞机的行为,严重危害航空安全,是国际上公认的刑事犯罪,我国政府对此历来持反对态度。对劫机者无论以何种理由和何种借口,也无论其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,都要依照法律追究刑事责任。

至此,发生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“劫机事件”宣布告一段落。

按照判决,阿里穆拉多夫·沙米利·哈吉-奥格雷的刑期本该到1994年才期满。但计划不如变化快,1991年,苏联就不复存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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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苏联都成这样了,再关押阿里穆拉多夫,也就失去了太大的意义。从人道主义出发,我方在1991年释放了阿里穆拉多夫。

直到此刻,阿里穆拉多夫才知道,自己当年矢志不渝要离开的“祖国”苏联,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名词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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