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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伯苓一手创办南开学校,因何晚年难进南开校门:一脚踏在臭沟里
发布日期:2022-08-22 15:58    点击次数:141

“唉!蒋先生叫我去跑龙套,我就去跑一跑吧!”1948年,戴季陶卸任考试院院长后,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激烈争夺。蒋介石为平息众议,三次电邀张伯苓,张伯苓推辞不下,勉强就任。

然而这一段历史,却成为萦绕张伯苓余生的一块心病,直到去世前,他还在哀叹:“我最后一脚踏在臭沟里”。

因办学结识蒋介石

要说张伯苓和蒋介石的渊源,还得从他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说起。1891年,15岁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,毕业后被派往通济轮实习。当时正值甲午战败后,张伯苓亲眼看着通济轮两日内三次易帜,心中说不出的悲愤。

自此,张伯苓愤然离开海军,回到天津当起了教书先生,决定投身于教育救国事业。

当时张伯苓的教育方法不同于一般的私塾先生,他教授英文、数学、理化学科,还兼职体育老师,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们在一起学习游戏,因此胡适称他为“中国现代教育的鼻祖之一”。

为了学习国外的教育制度,张伯苓特地二次前往日本考察,深入了解日本各类学校的方方面面,回国后成立敬业中学堂,即南开中学的前身。

这所学校很快就在中国声名鹊起,不但各省的学生纷纷投靠,就连外国华侨青年也慕名而来。为了解决学生们毕业后升学的困难,张伯苓决心开办高等师范班和英语专科,学生毕业之后除了留校,还可以到各地的中学任教。

由于经费困难,两类高等教育班成立不久便中断。已过不惑之年的张伯苓并未放弃,将手上工作找人代理后,自己前往美国进修。一年多时间后,张伯苓返回南开,决心创办南开大学。

1919年秋天,南开大学正式成立,招收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96名学生,次年开始招收女生,成为北方地区最早开放女禁的大学之一,也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创立民办大学最成功的范例之一。

1922年,天津各小学毕业的女生向张伯苓请愿,要求在天津设立女中。张伯苓当即应允,并带头从自己母亲的丧葬费中拿出1000元,捐作女中的资金。

在南开小学成立后,南开学校成为包含大学、中学、女中和小学的系列学府,张伯苓也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上,树立了完整私立教育体系的典型。

1926年,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颜惠庆请张伯苓担任教育总长,被张伯苓婉拒;奉军入关之后,张学良又邀请他出任天津市市长,同样遭到张伯苓拒绝。然而在蒋介石当政以后,这位立志“终身办教育不做官”的著名教育家,却对政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
1931年,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经费,第一次到南京拜谒蒋介石。蒋介石对张伯苓立志创办教育的事业大加赞赏,同时应允对南开大学给予大力扶持。张伯苓当场被感动得老泪纵横。

不久,蒋介石兑现了自己的承诺,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,国民政府每年的拨款都占到南开全部经费的三分之一,很快蒋介石就成为张伯苓心中的政治伟人。

1936年初,眼看着华北局势日益紧张,张伯苓开始筹划南开内迁,遂再次前往南京。在南开校友组织的欢迎宴会上,张伯苓提到想请政府资助内迁的想法。

会后,张伯苓的想法被校友报告给教育部长陈果夫,陈果夫立刻上报给蒋介石。蒋介石当即派人登门拜见张伯苓,并表示自己愿意拿出5万元法币,帮助张伯苓在四川建校。

张伯苓对此感激万分,再三表示愿意为政府和领袖效力。

很快张伯苓就等来了为蒋介石“效力”的机会。西安事变发生后,张伯苓与孔祥熙共同商讨对策,并决定亲自到西安斡旋,可惜还没等到他亲赴西安,西安事变就和平解决了。

对于蒋介石的顺利获释,张伯苓表现出异常的激动,专门组织召开了庆祝大会,并发表演讲,称蒋介石是“逢凶化吉”,自己“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”。

对于张伯苓的所作所为,蒋介石自然心领神会,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。

1937年7月,南开大学被当作抗日的中心,被日军用炮火轰开。天津沦陷之后,日军又纵火焚烧南开没有被炸平的楼房。当时张伯苓正在南京筹划迁校事宜,听说自己亲手创建的学校被付之一炬,不禁悲从中来。

随后张伯苓面见蒋介石,声泪俱下地汇报了南开被毁一事,蒋介石深表惋惜,并安慰张伯苓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在内地办学,打败日本之后,也一定会协助南开复校:

“南开为中国而牺牲, 你结婚我劫婚有中国即有南开。”

蒋介石果然没有食言,在他的关照下,南开和北大、清华合并为临时大学,在湖南长沙开学。随后这所学校前往昆明,定名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,南开和清华、北大都享受同等待遇,所有经费均由政府拨款。

自此,张伯苓轻松了许多,不用再为经费而四处奔波。蒋介石了却了张伯苓的一桩心愿,张伯苓也开始对一向缺乏兴趣的政治热心起来,他决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,帮助蒋介石度过过抗战的难关。

倾心政治又悔于政治

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,张伯苓一改往日不问政事的态度,积极阐述了自己那一套“全国信任政府、信赖领袖,必能获得最后胜利”的理论,号召大家拥护政府,拥护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。

他的这种主张,恰好和国民党“一党专政”的要求相适应。因此张伯苓在这一届的国民参政会上当选副议长,并连任之后几届的主席团主席。 对于自己置身于政治的行为,张伯苓还为自己辩解称:

“既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,政府又用到自己,当然应舍其身以报国。”

1938年,张伯苓初到重庆,蒋介石亲自登门拜访。后来张伯苓患病,卧床不起,蒋介石再次到家中探视,坐在床边与其进行了长达半小时之久的谈话,并安排其到当时最好的中央医院医治。

1945年张伯苓的病情不见好转,在家人的鼓动下,决定前往美国治疗,蒋介石听说之后,表示全力支持,并以个人名义,赠予张伯苓1万美元作为医疗费。在美国治疗期间,张伯苓不慎扭伤腰部,蒋介石再次赠与5000美元医疗费,并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前去探望。

除了对张伯苓个人的照顾外,每逢南开校庆和大小节日,蒋介石也几乎逢场必到表示支持。还盛赞张伯苓桃李满天下,要推广南开的教育精神和方法。

对于蒋介石所做的“拉拢之事”,张伯苓受宠若惊,对蒋介石更加信任,还经常在公众场合吹捧蒋介石,称“蒋先生最爱国”。

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也经常探望张伯苓,刚开始张伯苓念及周恩来是他的学生,为解决西安事变出过力,对他热情招待。随着对蒋介石的迷信加深,师生二人后来经常在政治上发生争论,张伯苓甚至提出:“回延安告诉你们毛主席,赶忙把你们的摊子收了。”

“张校长,您南开的摊子收了行不行?”周恩来当即反驳道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,南开在蒋介石的特别关照下,不但收回了全部校产,还额外获得了一所原日本学校的校产。半年多的时间,南开校舍修复一新,设备购置齐全,学校按计划顺利开学。

为了让张伯苓不再身居政治后台,1947年国统区选举国大代表时,蒋介石电令天津市市长,要保证张伯苓以绝对优势的票数当选。为此天津市政府安排了一些南开校友,同时动用党团力量,大张旗鼓地为张伯苓拉选票。

最终张伯苓以17万票当选天津国大代表,出席“行宪国大”并进入大会主席团。张伯苓也不负蒋介石的期望,联合两百多人提交了推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议案。

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,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,国民党内各派系为这一空缺争夺不下,蒋介石三次电邀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,由于当时张伯苓身体不好,因此致电蒋介石表示辞谢,希望蒋介石谅解。

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放弃,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,承诺将教育部划归考试院,请张伯苓为全国的教育事业着想,再多尽一份力量。张伯苓一听当即应允下来,并和蒋介石约定,自己只担任考试院长三个月,而且还要兼着南开校长一职。

原来在南开复校之后,经费是教育部按月划拨,但教育部多方阻碍,迟迟不拨。张伯苓考虑如果自己当了考试院长,教育部划归考试院后,南开的经费自然不是问题。

没想到张伯苓在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,就又回了天津。夫人见张伯苓回到家后神情沮丧,便问他在南京的工作怎么样。张伯苓止不住地摇头叹气,过了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:

“唉!真是无官不贪、无吏不污啊!”

张伯苓迟迟不回南京,南京方面接二连三打电报催促他回去任职。张伯苓没有办法,只好硬着头皮重返南京。这时三大战役相继展开,南京政府已经乱作一团,考试院这种有名无实的空衙门,根本无事可干。

不久天津解放,张伯苓回到天津的归路断了,只好以养病为由,独自一人回到重庆南开中学的老寓所,并想方设法将家人接到重庆,做好了在重庆长期居留的准备,不再想着政治上有所成就。

“好的地方不能一笔勾销”

北平和平解放之后,周恩来从傅作义那里打听到张伯苓的情况,对他表示了关心,并希望他不要离开重庆。张伯苓辗转得知这一消息后,坚定了留在大陆的信心。

1949年11月,蒋介石亲自来到张伯苓的住处,要求张伯苓离开重庆,去台湾或者美国都可以,至于住处和生活,到了自会为他妥善安置。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,张伯苓不为所动。

几天之后,蒋介石再次来到张伯苓的寓所,他不希望这样一位教育界有影响力的人物,落入中共之手。这一次蒋介石仍然态度恳切,只要张伯苓离开大陆,任意条件随便他提。

面对蒋介石的劝说,张伯苓默不作声,场面一度极为尴尬。一旁的夫人见状赶忙接话说,他们的儿子都在北方,张伯苓舍不得儿孙,也舍不得南开学校,希望蒋介石允许他辞职。

张伯苓夫人的一番话,让蒋介石无话可说,沉默了片刻后,蒋介石不得不起身告辞。张伯苓默默地将蒋介石送到门外,两人在大门口又沉默地站了好半天,最后蒋介石向张伯苓点头告别。

在上车的时候,心烦意乱的蒋介石不小心撞到了汽车的门框上,卫士和司机顿时吓得面如土色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张伯苓夫妇也赶忙上前询问情况,蒋介石捂着额头,紧皱着眉头,有些尴尬地回应:

“不,不要紧。”

回到住所之后,蒋介石又气又恼,心中十分懊恼,埋怨自己不该屈尊去迁就张伯苓,自己还无缘无故撞了一个包。蒋介石越想越气,恨不得对张伯苓来点强硬的手段,以泻心头之气。

思索了一下,蒋介石还是压下了火气,抓起毛笔在公文笺上写下:“兹批准张伯苓先生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。”然后套上信封,让蒋经国给张伯苓送去,并转告张伯苓,自己给他留一架飞机,他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

最后的结果是,蒋介石确实给他留了一架飞机,张伯苓也确实没有走,一直留在重庆。

1950年5月,在周总理的安排下,张伯苓夫妇回到北京,停留了近半年后,张伯苓重返天津。第二天张伯苓回到亲手创办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,目睹着南开的新变化感慨万千:

“当年我办南开时,道路是那样的坎坷,真是‘南开,难开’,如今是平川大道了。”

此时张伯苓还没有意识到,自己那一段“考试院长”的政治生涯,让自己从著名教育家,变成了南开师生眼中的“前朝遗老”。当时他想趁着暑假,在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,结果未得到允许;南开校庆时,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,南开大学只安排他坐在台下。

张伯苓感觉自己一生的事业遭到了否定,从此变得沉默寡言,神情颓废沮丧。

1951年2月,张伯苓因病逝世,终年75岁。周总理闻讯赶到天津吊唁,并送上写着“伯苓师千古,学生周恩来敬挽”的花圈。谈到张伯苓的功过时,周总理说了这样一段话:

“我们共产党对好的就承认是好的,但不掩盖他不好的地方,对不好的就说不好,但他有好的地方也不能够一概勾销。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,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评论过去的人。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、爱国的,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,有功于人民的。”

周总理到天津吊唁的事情,并没有作公开报道,媒体除了发表张伯苓的遗嘱外,也没有作任何报道。

1986年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,南开大学敬塑张伯苓铜像,随后铜像被移入南开大学中心花园,张伯苓和夫人的骨灰移葬于铜像后侧。张伯苓终于与其一手创办的南开合为一体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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