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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年,军统少将遗孀拿出一本日记,上海市长:你丈夫很了不起
发布日期:2022-08-23 07:02    点击次数:95

1965年,一位妇女带着一本破旧的日记本来到上海市政府,声称要找到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、上海市市长曹荻秋。

然而在登记信息的时候,保卫科的同志犯了难,因为这个妇女不是普通妇女,她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大特务周镐的遗孀,周镐在抗战期间,曾在汪伪政权担任少将科长,抗战胜利后,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,一向为蒋介石和戴笠所器重。

这个遗孀名叫吴雪亚,因为丈夫的原因一直被当作国民党军官的妻子对待,尽管保卫科的同志明确告诉她,曹市长是不会见她的,让她赶紧离开这里,她还是坚持无论如何也要让曹市长看一眼手里的日记。

消息传到曹荻秋那里,他让保卫科的同志将人带过来,打开日记后,泪水很快浸湿了眼睛,然后说道:“你丈夫很了不起!”

很多人不明白,一个中共上海市长为何在评价一个军统少将时会用“很了不起”这样的字眼呢?

周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?他和共产党有着怎样的关系?为何会得到上海市长如此高的评价?

周镐于1910年出生在湖北罗田一个贫困家庭,尽管家庭很贫穷,依然抵挡不了周镐对于求学的渴望,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,在校期间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,并决心为此而奋斗,三年后周镐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。

阳光俊朗、见过世面能说会道的周镐得到了当地一位富家小姐李华初的青睐,为了能和周镐在一起,李华初不惜与父亲决裂,无奈周镐家里实在太穷拿不出像样的婚房,小两口只能蜗居在山顶上一间破旧的茅草屋中。

结婚后,周镐返回军校完成学业,娇生惯养的李华初不会农活,带着儿子在茅草屋里艰难度日,在一个大雨磅礴的夜晚,小茅草屋四处漏雨,母子俩都染了风寒发起了高烧,等到天亮李华初带着孩子去看郎中的时候,孩子已经咽气了。

闻知噩耗,周镐伤心不已,把李华初带到武汉生活,两人租了一间小屋,李华初靠着帮人洗洗缝缝,赚些生活费,小两口生活辛苦但却甜蜜满足。

当时黄埔军校都会对学员开展“蒋化”教育和控制,周镐对此很不满,流露出反蒋情绪,最后学校以“思想不纯”为由将周镐开除。

离开学校后,周镐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,淞沪会战后,蒋介石将十九军调离上海,开往福建剿共。

1933年11月,蔡廷锴、李济深等十九路军领导发起了“福建事变”,对抗蒋家王权,无奈以失败告终,周镐置身其中,不得已离开军队逃亡上海,后返回家乡,途径汉口时,因有“共党嫌疑”被国民党特务抓获。

时年24岁的周镐还是第一次见识这种场面,心中很是忐忑,巧的是负责审讯他的居然是他一位老朋友,那位朋友劝周镐:“治平兄(指周镐),你是黄埔的高材生。为何不加入复兴社,这样过去的一切就一笔勾销了。

周镐思虑再三,眼下的处境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,于是就在朋友的引荐下,他去见了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,开始了自己的“特务生涯”。

1935年到1942年的七年时间里,周镐凭借着军统大佬周伟龙的欣赏,先后出任了军统的过武汉站站员、贵阳邮检所检查所所长、广东税警总团稽查股股长、 暂编第八师少校谍报队队长、军统局广东站督察、军统局重庆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,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1943年的时候,周镐却突然离开了重庆国民政府,摇身一变成了南京汪伪政府的少将科长,原来,在军统与汪伪76号的博弈中,因为展开行动的地点多是沦陷区,军统遭受重创。

为了反败为胜,戴笠一直想在汪伪政府中拉拢过来一名重要人物,以掌握汪伪政府的动向,而汪伪政府首脑之一的周佛海一直暗中想与重庆方面联系,给自己留条后路。

1940年周佛海缴获了军统的一部电台,借着这部电台和重庆联系,通过戴笠向蒋介石转达了自己合作的诚意,自此之后军统一直与周佛海保持着电台联系。

为了加强与周佛海的联络,戴笠决定派遣周镐秘密打入汪伪政府,这在军统内部,也是只有蒋介石和戴笠知晓的最高级机密。

因为涉及机密,周镐不能告诉妻女自己的去向,连个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,李华初母女被戴笠接到了重庆,实际上也是戴笠制约周镐的一种手段。

1943年初,周镐绕道几个省市到了南京后,并没见到周佛海的面,周镐知道周佛海有意观察他,同时也是观察重庆方面的态度,为完成任务,周镐只能耐住性子,闲居之时四处考察结交了很多朋友,包括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地下党员、时任汪伪政府情报局秘书的徐楚光。

多年之后,周镐和李华初讲起那段时光时说道:“在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,虎口之内,幸有余生,期间痛苦,一言难尽,今日尚在者,非祖宗福荫,早丧残生了。”

当年七月的时候,日本人对周佛海家中的电台起了疑心,狡猾的周佛海一把火将自己的公寓烧了个干净,自编自演了一场意外走水的好戏。

周佛海在失去了与重庆联系的电台,也觉得考察了差不多,便秘密见了周镐。

两人商定了新电台的放置地点,并给周镐在汪伪政府中安排了一个公开身份,伪军委会第六科科长。

充当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交通要员的日子里,他看透了蒋介石“剿匪”的卑劣,十分不齿于军人不抵抗外敌,把枪头对准同胞的行径。

同时在与徐楚光等地下党员的交往中,对共产党的好感倍增,他曾将汪伪政权中的军事机密透露给地下党员,也曾用手中职权的便利帮新四军运送抗战物资。

1943年底,戴笠密令周镐重组军统南京站,南京曾是军统的天下,可南京沦陷后,军统几乎没有了任何影响力了,这一直是戴笠的一块心病。

周镐也不负所托,很快重组了南京站,下设八个行动组,声势浩大,让军统在南京找回了面儿,戴笠很满意,不久之后就将周镐提拔为少将站长,统领军统南京站。

1944年, 深圳市馨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国际局势风起云涌,侵华日军颓势已显,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迅猛壮大,尤其是华东地区的新四军异常活跃,打得日军很是头疼。

日军做出了困兽之争,将关东军主力调到了杭州,在华东地区对抗新四军。

这一部署正中蒋介石下怀,因为国民政府远在重庆,新四军却已经在南京、上海的周边地区了,日军投降后,京沪杭这些富庶的地方可都要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了。

于是,蒋介石亲自给周镐下了一道密令,让他防共,戴笠指示他调整伪军的布防,防范华东的新四军,另结交伪军中吴化文、孙良诚等将领,以便抗战胜利后能投降给国民政府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周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,负责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工作。

第二天,周镐就带着行动队抓捕了南京市长周学昌、中央陆军学校校长鲍文樾等47名大汉奸,接管了《中央日报》和《中报》两大报,铺天盖地的宣传国民政府接管南京。

就在周镐以为卧薪尝胆的日子已经结束,要大展拳脚的时候,却不想却被暗潮汹涌湮没。

原来周镐的部下在抓捕汉奸时打伤了伪陆军部长萧叔董,萧叔董因失血过多死亡,汪伪政府的汉奸们人人自危,开始抱团攻击周镐,在南京引发了混乱。

同时周镐还派人接收了汪伪政府的各个机关、仓库,触动了汪伪政府高层的利益,引发了火拼。

蒋介石让周镐接收南京的本意就是让他稳住局面,利用伪军阻挡新四军入城,拖到国民政府军挺进南京,可周镐的大动作却引发了南京城的混乱,周镐还禁止收编的伪军进城,蒋介石狗急跳墙,居然让日方出面维持南京城的局面。

随即,岗村宁次就将周镐请到了日军司令部,将其软禁起来,国民政府接管南京后,周镐被转押到了警备司令部。

戴笠抵达南京后,周镐满心欢喜以为救星来了,却不料戴笠竟将他押到了上海审查,宣布他的罪名是贪污,周镐找了很多关系疏通,可戴笠就是不松口,大概是南京光复了,周镐失去价值了,想要“卸磨杀驴”。

直到1946年3月17日,戴笠飞机失事,意外去世,周镐才有机会重见天日。

这段牢狱生活对周镐的打击很大,自己对党国鞠躬尽瘁,不惜背负骂名打入汪伪政府,九死一生,却被当成了弃子,戴笠要是不死,自己恐怕要牢底坐穿了。

看到腐朽到了骨子里的国民政府,周镐一度觉得心灰意冷,就在这时,中共地下党徐楚光找到了周镐,两人私交甚好,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。

徐楚光直言不讳给周镐分析了他的处境,一枚弃子是不会再被启用的,并真诚地邀请他参加共产党,周镐深思熟虑后通过徐楚光向党组织申请加入共产党。

得到批准后,他被任命为京沪徐杭的特派员,负责收集情报、伺机策反国民党将领。

周镐在打入汪伪政府时,因为单身行动不便,他在戴笠的要求下,与家境富裕的吴雪亚结婚,从地下转到地上工作后,两人也并未分道扬镳。

在周镐的影响下,后来吴雪亚也加入了共产党,周镐在从事秘密活动时,吴雪亚就为他放风打掩护。

接到策反国民党将领的任务后,周镐首先想到了孙良诚。孙良诚本是冯玉祥帐下大将,抗战爆发后投向了汪伪政府,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收编。

在蒋介石那被视为杂牌军没少受气,对蒋介石颇有怨言,共产党看准这点,几次派人去接触孙良诚,毛主席也曾写去亲笔信劝降,可是孙良诚迟迟下不了投共的决心,一直在犹豫观望。

周镐曾与孙良诚共事,有些私交,便主动请缨策反孙良诚,就在周镐和徐楚光筹备策反计划时,不料策反计划被潜伏在我党内部的军统特务刘蕴章获悉,报告给了毛人凤,毛人凤派特务盯着周镐,在周镐动身去见孙良诚之前,将他抓捕关进了保密局的看守所。

徐楚光收到周镐被捕的消息,猜到出了内奸,随即将与周镐有联系的党员全部转移,如此保密局除了刘蕴章的小报告没找到任何“通共”证据,周镐再找人求情,就被保释回家了。

周镐出狱之后,重新联系了组织,重启策反孙良诚的工作,正当周镐犹豫以什么理由去见孙良诚时,蒋介石亲自点名让周镐持“总统手令”去调查孙良诚是否与新四军“勾结”。

于是周镐正大光明地去了孙良诚部,与孙良诚坦言蒋介石怀疑他通共,吓得孙良诚急忙解释,周镐见到效果已经达到,便说:“与其寄希望于老蒋相信你,不如自己寻个光明大道”。

一语点醒梦中人,在蒋介石这孙良诚这样的杂牌是不可能被信任的,如今蒋介石已经怀疑他通共,早晚要收拾他,还不如真的投共起义,孙良诚答应了加入共产党。

完成任务后,周镐返回南京,并向蒋介石复命说孙良诚并未与新四军勾结,孙良诚才暂时逃过一劫。

策反孙良诚这样的将领起义是一件很苦难的事情,而国民党军统一直在针对中共地下党,1947年9月,徐楚光被捕,敌人顺藤摸瓜抓了徐楚光的交通员吕祥瑞,吕祥瑞扛不住酷刑,交代了周镐与徐楚光有联系。

早就对周镐有怀疑的毛人凤立马抓了周镐,因为“通共”问题二进宫,周镐自知凶多吉少,做好了就义的准备。

后来吴雪亚耗尽家财,上下活动,连娘家都被她搬空了,求了两个少将特务给周镐担保,周镐才逃出生天,可在国民党这已经潜伏不下去了,周镐带着夫人孩子去了苏北解放区。

1948年下半年,国民党节节败退,蒋介石费尽心思拉拢孙良诚这些将领,还给孙良诚写了封亲笔信,让孙良诚觉得受宠若惊,把起义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当年11月初,解放军山东军团截断了黄百韬、孙良诚的西逃之路,黄百韬被包围后,给孙良诚发报让他向东打宿迁,大家都知道往西逃才有生路,黄百韬却让他孤军深入向东打宿迁,明显是让他当炮灰,孙良诚气得直骂娘,却也不敢公然抗命,只派出一个团装装样子,心里是哇凉凉的,这时他又想起来起义了。

不久之后,孙良诚部受命向徐州靠拢,却被解放军包围,孙良诚清楚国民党连嫡系被包围都不救,他这个不受待见的杂牌军肯定等不来援军了,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

这时,共产党方面为了减少伤亡,还是决定策反孙良诚,很快周镐就赶到了孙良诚部,孙良诚见到周镐,还高姿态的要讲条件,周镐坦言当初双方讲好了起义条件,你却一再失言,错过了起义良机。如今已是大军压境,你能做的只有放下武器投诚,才有活路。

孙良诚反问:“我们约定的是起义不是投诚,你们不能失信。”

周镐义正言辞说:“当初约定的是你们全军集中睢宁,通电起义,是你背信弃义,带队去了徐州。如今已被解放军包围,不投降就是全军覆灭,劝你尽快拿定主意,否则解放军发起攻击了就什么都晚了。”

周镐声色俱厉地恫吓之后,孙良诚只能乖乖投降,1948年11月13日,解放军接收了孙良诚部5800多名将士,孙良诚的投诚,使得徐州东南方向门户大开,为我大军挺进制造了有力条件,仅仅几天时间,解放军就歼灭了黄百韬部十二万人。

周镐回到宿迁向党组织复命后,党组织下达了一项新任务—策反刘汝明。刘汝明也是冯玉祥的部将,后来投了国军,也是被老蒋当做杂牌军,党组织觉得有机会能争取到他起义。

孙良诚得知周镐要去策反刘汝明,想到自己与刘汝明相熟,自告奋勇给刘汝明写信劝他起义,还随着周镐的劝降队伍去了淮南。

为了争取刘汝明早点起义,减少不必要的伤亡,周镐等人冒险潜入敌区,与刘汝明碰头。

令人叹息的是,在策反刘汝明的过程中,周镐过于大意了,一方面他认为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,解放全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,因此认为刘汝明是识时务者的人;另一方面,周镐过分相信孙良诚,把过去国民党“私交”那一套东西当成致胜的法宝,更没有充分警惕孙良诚会是一个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。

周镐见到刘汝明后,以为刘汝明看到孙良诚投诚受到优待,又亲自来见他,刘汝明会答应尽快起义,可是刘汝明却推脱说自己不是老蒋嫡系,军中耳目众多,起义要从长计议。

当刘汝明得知周镐曾是军统的少将站长时,心里犯了嘀咕,他担心周镐是那种“双面间谍”,是军统潜伏到中共的间谍,如果自己私下接触中共,那必定不得好死。

他不动声色地稳住了周镐、孙良诚等人,将此事报告给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。很快周镐一行被特务抓捕,押到了徐州,刘峙质问孙良诚为何背叛党国,率众投共,孙良诚为了自保,把责任全推到周镐身上,再三保证自己是忠于党国的,绝不会背叛,所谓的投诚就是障眼法。

刘峙没心情听孙良诚自白,把他们全都送到了南京保密局,蒋介石和毛人凤得知周镐投共,还要策反了孙良诚、刘汝明,气得七窍生烟,下令就地正法。

周镐知道这次被捕肯定逃不脱了,反倒气定神闲,被押到刑场,发现行刑人是自己昔日的同事,还和同事说:“兄弟,枪打得准点!”

几声枪响,周镐倒在了南京解放的前夕,和他一起罹难的还有107军中将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瀚(中共秘密党员)、107军中将副军长谢庆云(中共秘密党员)、中共华东局联络部政治交通员、通讯联络组组长祝元福。

因为周镐一直处于工作在隐蔽战线,又是被秘密处决的,他牺牲的消息、他的共党身份一直没有被公开。

然而周镐的事情,他的另一位妻子吴雪亚是知道的,在周镐被押送南京的前一天,周镐将自己的日记交给了吴雪亚,因为这本日记是周镐最好的证明,因此吴雪亚始终将这本日记珍藏在身边。

直到1965年,吴雪亚辗转打听到曾经与周镐有工作上联系的曹荻秋担任上海市长,因此才千方百计带着日记来找曹荻秋。

通过周镐的日记,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国民党军统少将是如何转变为中共秘密党员的,日记的前半部分讲述自1948年4月,周镐与妻子来到苏北解放区的所见所闻,当得知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,他在日记里写道:“如此秋风扫落叶之势,蒋介石的末日快要来了。”

在日记的后半部分,记录了自己在淮海战役期间不计个人风险从此策反工作的情况,日记的截止时间是1949年1月4日,正是被刘汝明扣押的前一天。

曹荻秋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苏北军区政治委员,华中支前司令部政治委员,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,与周镐在工作上有一定的交集,他因此能够证明周镐的身份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梳理,曹荻秋为周镐做了详细的证明,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于1965年11月22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送上一份报告,在报告中称:

“周治平(周镐在党内工作的化名)原来是国民党军统局少将级特务……1946年7月周治平起义后,即同我地下工作者徐楚光建立了联系,1946年10月由华中分局……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……1948年底,周治平根据曹荻秋同志的指示,赴蚌埠、徐州之间策反蒋匪军刘汝明的时候,被孙良诚出卖。1949年1月遭蒋匪军杀害。根据上述情况,经我们研究,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,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。”

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于1965年12月28日批复:同意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,并对其遗属予以照顾。

1989年4月,吴雪亚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时,将周镐的日记赠送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,1993年,周镐日记被省、市文物部门鉴定为一级革命文物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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